东部沿海地区继频现“民工荒”后，又将面临劳动力资源新难题：“民工源头”的中西部地区开始通过提高工资、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，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。
记者近日在重庆和四川一带采访发现，在建筑、电子、纺织、机械加工等重要行业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
与沿海地区“落差”正逐渐缩小，有的行业已基本弥合，劳动力开始出现回流。
东西部劳动力“价格落差”基本弥合
在四川省资中县鱼嘴村，记者与几位农民工一块算账，发现到沿海打工者在收入上没有什么明显优势。22岁的田伟在江苏打工，月工资1500元，每月吃住花费800元，还能存下700元左右，除去来回的路费1000元，春节能带回来七八千元。同村21岁的田增良在成都打工，每月收入也有1500元，干得好可达1900元，吃住用的花费每月700元左右，最后能带回家近万元。两人年纪、学历相当，其收入在村里有一定代表性。
在四川省隆昌县、重庆市铜梁县，记者采访了4个村20多位农民工。他们认为，各地打工收入的水平相差不是太多，即使沿海地区稍高一点，也被长途外出的通讯、交通成本抵消掉了。
重庆市合川区农民孙辉菊是全市最大的民间劳务输出经纪人，曾先后介绍输出3.3万名劳动力到沿海，对20多年来劳动力价格变化十分清楚。孙辉菊总结说，上世纪80年代时，重庆与沿海的工人工资存在巨大的“落差”，打工有淘金挣钱的感觉；但如今东西劳动力价格“落差”逐步弥合，甚至“倒挂”，比如电子业，重庆的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至1600元，而广东只有1000元出头。
近年来浙江人在四川省偏远的农业县芦山兴办了不少纺织企业。芦山通达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生贤说，外人认为我们把厂设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因为劳动力便宜，其实浙江工厂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，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；芦山县月工资800多元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算下来劳动力价格基本相当，投资主要吸引力是当地水电站的丰水期电价低。
劳动力价格“落差”逐步弥合，为什么还有上千万人去沿海打工呢？劳动就业部门认为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与东部相比，中西部就业机会太少；二是中西部本地劳务市场不发达，就业信息不畅，而且缺乏大规模产业集群，在同行业中跳槽或再就业难度较大；三是农民工打工主要靠同乡、亲属关系网络，“惯性”使他们首选沿海。
农民工开始向中西部回流
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，中西部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，不少中西部地方政府已把引回劳动力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。重庆劳动输出第一大县开县有40余万人常年外出务工。县委书记蒋又一介绍说，县里明确提出“输出劳动力，引回生产力”，把大批先富起来、有一定产业的沿海打工者吸引回家乡，带动大批农民返乡创业。重庆南岸区则开始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，每年新吸引来2万多名外地农民工。
四川省资中县就业局局长张兴民认为，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出现。据估算，过去资中县的外出打工者有80%在沿海，现在沿海地区只占40%左右。
农民工思乡之情也是回流的重要原因。四川省资中县的巫小燕在江苏吴江的纺织厂做挡车工，已经打工5年，包吃住月工资1400元。她说：“在外打工实在太累了，一年到头三班倒，从来没有过周末和节假日，而且独自离家多年，十分想念家乡。我正在找机会，只要有同等条件的打工机会，或者待遇稍低一些，也要回到成都或者老家打工挣钱。”
东部沿海应警醒 提高待遇是关键
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，除东部在劳动力价格上“动力”不足外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一是农民工对社会待遇不满。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分割，经过了近30年整整一代人的艰辛打工，农民工仍不能在东部成为“新市民”，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，家庭长期骨肉分离。二是对企业待遇不满。随着新一代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，打工者在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劳动时间、食宿、业余生活等方面与厂方的矛盾不断显现出来。
张兴民说，广东一家陶瓷厂拿到订单，紧急找资中县要200名劳动力，就业局组织了170人过去。过去以后，因为劳动强度大、时间长、待遇低、生活条件差，农民工们就选派代表找厂方谈判，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，结果一周内走掉150人。
孙辉菊说，现在一些广东企业，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，工资仍停留在七八百元包吃住。“虽然我反复向他们提抗议，但没有太多改观。现在，我手上来自广东沿海地区的普通工人需求订单在5万人以上，但最多只能输出两千人。”
孙辉菊告诉记者：“一些沿海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很不规范。比如根据重庆市合川区的规定，劳务经纪人每输出一个劳动力，可凭劳动合同到合川市就业局领取100元奖励性补贴。广东、浙江的用人企业宁愿多掏100元给经纪人，也不愿签订合同。有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辞职，要押一个月工资，或者扣押身份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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